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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人犯罪刑事责任基础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3-03-07 09:40:44 来源:临沂律师网 浏览:61
内容提要:法人刑事责任是社会责任和整体责任;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是新法人拟制说,法人是法律上拟制的主体,法人犯罪是将法人成员的犯罪行为拟制成法人的犯罪,法人成员的犯罪意志拟制成法人犯罪意志。因此,在法人犯罪中,通常有两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和刑事责任主体。

  法人刑事责任是社会责任和整体责任;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是新法人拟制说,法人是法律上拟制的主体,法人犯罪是将法人成员的犯罪行为拟制成法人的犯罪,法人成员的犯罪意志拟制成法人犯罪意志。因此,在法人犯罪中,通常有两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和刑事责任主体。
 
 
 我国1997年刑法吸纳了原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大量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在刑法总则设专节规定了单位犯罪的一般原则,在分则中规定了100多个法人犯罪的罪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自然人一元主体到自然人与法人二元主体的刑法的嬗变,成为继1994年《法国刑法典》之后世界上第二部自然人与法人刑事责任一体化的刑法典。我国刑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法人犯罪,可法人成为刑事责任主体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目前却仍然缺乏研究。我们认为,法人的刑事责任,是国家对法人危害社会行为的非难和谴责。犯罪有自然犯和法定犯之分,前者着重其伦理的非难性,后者则侧重于社会的非难性,但法人因欠缺伦理的主体性,不能成为自然犯的责任主体,故只是承受社会的非难。

  法人刑事责任经历了从道义责任论到社会责任论的过程,其责任承担,也历经集体责任到个人责任再到整体责任的发展。法人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有其独立的利益追求与行动目的,因而对法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对法人的处罚并不是一种株连,而是刑罚对法人处罚的特殊效应及影响。

  一、法人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法理分析

  法人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是与对法人性质和本质的不同认识分不开的,现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是法人能否犯罪的另一理论基础。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本不是人,是法律将其拟制为人的,它纯属观念上的存在、想象中的人格,是法律技术的产物,是抽象的人。在法律的眼光中,法人固然是一个人,可是与自然人毕竟有一些差别。法人拟制说由来已久,在古罗马时代,法律就规定了法人制度,19世纪初,德国学者萨维尼完善了法人拟制说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法人是法律以假设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权利义务主体。法人拟制说认为,既然法人是一拟制的主体,它也就不具备犯罪人应有的行为意志和行为能力,就不能犯罪,也不会产生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法人拟制说成为一种禁锢,为法人犯罪化设置了理论上的障碍,尤其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影响更大。法人实在说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类法人大量涌现的情况下产生的。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属于现实存在的有机体,具有团体的意思和独立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团体的利益。法人机关及其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应视为法人的直接行为。法人不仅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具有行为能力,由此直接引导出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结论。显然,法人实在说不像法人拟制说那样,把法人视为一种法律的虚构,而是视法人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物。法人实在说为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被刑法理论广泛认可。

  按照上述理论推理,主张法人拟制说一般会否定法人的犯罪能力,而主张法人实在说则容易肯定法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英美法系流行法人拟制说,但却最早规定了法人犯罪,而大陆法系国家法人实在说虽然占统治地位,却否认法人的刑事责任,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从表面上看泾渭分明,但在深层意义上并无实质区别。法人制度最早在民法上确立,所以,研究法人的犯罪和刑事责任仍然要先从民法中探寻法人的本质开始。

  在民法中,法人是指由法律拟制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主体。拟制主体由意志和人身(意志的载体)构成,所以,法人也必须具有自己的躯壳即人身和意志,虽然法人有有形的财产和法人成员,但这些财产和自然人并不是法人的人身,法人的人身是法人的名称、名誉和身份,所以,它是无形的。法人的意志也是拟制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时团体的共同意志需要被拟制为单一意志,从表面上看,这一拟制过程似乎仅仅是共同意志表现为单一意志,但就实质而言拟制的结果已不再是共同意志,而是单一意志。”[1]意志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的心理状态,只能以单一形式存在。法人成员的共同意志实质上是单一意志的集合,一群意志,并不是法人的意志。所以,法人的本质是拟制的单一意志。同理,法人的行为也是拟制的,法人成员按照法人的意志以法人的名义实施的行为,被拟制为法人的行为。无论是法人拟制说还是法人实在说,都会承认上述观点。只不过拟制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的,每一个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是活生生的具体存在,它有着区别于个人利益的团体利益。在追求特殊的团体利益的过程中,它有选择和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和权利,有能力对行为的性质做出判断,并做出实施不实施的决定,法人是有可能背离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也正因为法人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一种新的社会单元,法人是能够接受刑罚惩罚的。而刑罚的本质是对犯罪人一定利益的剥夺,法人既然有自身的利益,通过对犯罪法人的利益的剥夺,是能够达到刑罚目的的。

  法人的意志是由法人成员的共同意志拟制成的单一意志,又由于法人的成员相对独立于法人而具有易变性和流动性,所以,法人成立后的意志就有可能与法人成立时的意志(即通过法人成立时制定的章程之目的和宗旨表现出来的意志)有所差异,由合法意志变成超越章程和违反法律的非法意志。因此,法人是能产生犯罪的非法意志而实施犯罪的。

  法人有无犯罪行为能力?答案是肯定的。如上所述,法人是有意识和有意志的,法人的决策机构是法人产生意识、表示意志的中枢神经,法人决策机构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法人的意志。法人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法人具有独立的意志,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在符合法人的意志时,就是法人的行为,由此引起的后果应由法人承担。同时,法人的意志又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实现的,离开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法人只不过是一具法律僵尸而己。法人既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又有民事侵权行为能力,为何就不能有犯罪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呢?法人的侵权行为很多都是违反法律和法人章程目的的行为,对这些行为民法规定了法人的民事责任,那刑法为什么不能规定法人的刑事责任呢?由此可见,法人是具有犯罪行为能力的。

  二、法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法人犯罪行为

  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当是指一种能够引起刑事责任产生并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法律事实,也就是客观危害和主观责任相统一的犯罪事实[2]。法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就是法人实施的客观危害和主观责任相统一的犯罪事实。因此,在法人刑事责任的认定中,应当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犯罪构成体系出发,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客观上法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及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两个方面去进行考察。

  (一)法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法人犯罪行为

  法人犯罪行为是由法人成员的行为拟制而来的,但是,法人成员的哪些行为可以视为法人的行为,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有较大争议,而这最终又决定了追究法人犯罪的范围问题,所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对于法人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员决定并由法人其他人员实施的行为认定为法人行为,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如陈兴良教授认为,法人犯罪的客观特征在于:除法人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以外,还要求具有表明该行为系法人行为的特定客观要件,即法人犯罪行为必须是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员决定实施[3]。法人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组织体,具有组织机构,这种组织机构是法人组织机能的外部表现,是法人组织机能的组织形式。法人犯罪正是通过法人组织机构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这种决策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法人决策机构决定。决策机构是法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基本职能是行使决策权。法人决策机构一般采取集体决策,即集体研究决定,如公司董事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决定。法人决策机构经集体研究决定实施犯罪,这一犯罪行为应视为法人犯罪行为。第二种是法人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行为。法人负责人员是根据法律或法人章程规定,有权对法人事务做出决定的人员。法人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犯罪,这一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归之于法人,就因为这种行为是以法人名义实施,并且是为法人牟取非法利益。如果法人负责人员个人以法人名义做出决定实施某一犯罪行为,但并非为法人牟取非法利益,而是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为是法人犯罪而仍然视为法人负责人员的个人犯罪。

  除了上述行为以外,关于法人其他成员的行为是否是法人的行为争议最大,这既是一个棘手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对待法人犯罪的刑事政策问题。由于作为法人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行为具有既属其个人行为又有属法人业务行为的双重属性,因此,判断法人组成人员的某种行为到底是法人组成人员自身的行为还是法人自身的行为便成了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法人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行为要成为法人的行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该行为与法人自身业务的相关性,或称业务关联性。法人组成人员的行为和法人自身的业务相关,是指法人组成人员所实施的某种违法行为,在形式上属于该组成人员的职务或职责范围之内的行为。法人组成人员的某种违法行为,如果不是和自己的职务、职责有关的行为,就不能看作是法人自身的行为。第二,该法人成员的违法行为是法人自身意志的真实反映,我们称之为“法人意志体现性”。该法人成员的行为必须是法人自身意志的真实体现,是法人负刑事责任的实质要件。而看法人成员的行为是否体现法人自身意志,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行为主观上是否代表法人的整体利益。法人成员的行为只要是为法人利益实施的职务行为,均应视为法人行为。只有其并非为法人利益而为了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才视为法人成员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即使以法人名义实施,也不得视为法人犯罪。关于法人自身意志的内容,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法人代表或机关成员在法人的业务活动上所做出的决定。因为法人机关是法人的意思形成机关,他们通过一定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当然是法人意志的最直接体现。二是法人的规章制度、目标、政策、激励机制等。之所以将这些情况也作为法人意志的体现,是因为法人政策、结构、规章制度等恰是法人人格的具体体现之一[4]。

  按照上述条件,可以认定法人代表或机关成员在有关法人的业务活动中所形成的犯罪意志和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毫无疑问地可以归于法人自身;当法人的一般组成人员依照法人代表或机关的决定实施行为时,也可以将该种行为归于单位法人自身。但法人的一般从业人员在法人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实施的某种犯罪行为是否视为法人犯罪,就要看该法人成员的违法行为是否法人自身意志的真实反映,或者他的行为是否代表法人的整体利益。有学者认为,该种行为虽然不是基于法人自身的某种决定所实施的,但是,该种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法人中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止法人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制而引起的场合,也应当将这种法人的监督过失归于法人的决策机关的失误而追究法人自身的过失责任[5]。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法人意志体现性的条件,因为法人的一般从业人员在法人的业务活动中所实施的某种犯罪行为有可能体现法人的意志,也有可能不体现法人的意志,不代表法人的整体利益,他的行为只有既符合业务关联性又符合法人意志体现性的条件时,才能被视为法人的犯罪行为。法人的行为是法人意志的实现,法人成员按照法人的意志以法人的名义实施的行为被拟制为法人的行为。但法人犯罪否定说虽然承认法人成员有可能实施犯罪,但把这种犯罪视为是法人成员的越权行为,是以法人为名义的犯罪而非法人犯罪,因此应当追究法人成员的刑事责任而非法人的刑事责任。这里关系到法人团体与法人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代理关系还是一种代表关系的问题。如果是代理关系,可以存在越权之说;而按照代表关系,则可以将法人成员的行为完全归之于法人团体。法人成员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归属于法人团体,不能用代理关系与代表关系这样一对简单的概念加以界定。法人成员的行为只要是为法人利益实施的职务行为,均应视为法人行为;只有并非为法人利益而为其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才视为法人成员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即使以法人名义实施,也不得视为法人犯罪。

  (二)法人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主观罪过

  法人是超个人的社会人格化的法律主体,具有其独立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尽管这种认识与意志的实现有赖于法人内部的自然人,但我们仍然可以将法人的认识与意志和自然人的认识与意志相区分,这种区分是建立在法人的人格之上的,因此,不能否认法人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法人完全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罪过。

  在法人犯罪的主观罪过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法人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还是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构成?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法人犯罪可以分为法人故意犯罪与法人过失犯罪,有学者还对单位故意犯罪和单位过失犯罪分别做出了界定,即法人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法人成员在法人意志支配下,以法人名义和为了法人利益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单位故意犯罪。法人在业务活动中,其代表人、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法人成员违反法律规定而不履行法人应尽的义务过失地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是单位过失犯罪[6]。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过失犯罪不应有单位犯罪[7]。但是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还是承认了法人过失犯罪,并在分则中规定了不少单位过失犯罪的罪名,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单位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抉择殊欠妥当,法人犯罪可以由故意构成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由过失构成。在民法上,法人故意行为与法人过失行为都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在刑法上是否存在法人过失犯罪呢?在笔者看来,过失能否成为法人犯罪的罪过形式,关键在于过失行为是否可以由刑法评价为法人行为并由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在法人犯罪中,其行为都是由自然人实施的,之所以能够将这种自然人的行为归咎于法人,主要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为法人牟取利益并且以法人名义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才能在刑法上评价为法人行为。在过失的情况下,过失行为一般都具有个人行为的特征,难以转化为法人行为。由于法人的成立及其运行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利益,所以法人的意志就表现为牟利性或者利益追求性,因而法人犯罪的主观罪过中包含着非常明显的谋求单位非法利益的目的。追求这种目的的罪过只能是故意而不能是过失形式。如前所述,法人的行为是在法人意志的支配下实施的,而法人的意志是由部分法人成员的意志拟制而成的,除了在法人负责人个人决定的情况下由单个自然人的意志拟制为法人意志,其他情况下都是法人多个成员的共同意志拟制为法人意志,而法人多个成员的共同意志在拟制为法人意志前,必定有意思联络,这种意思联络显然只有故意才能达成,而过失由于欠缺意思联络的可能性,因此就不能被拟制为法人的意志。过失除普通过失以外,主要是职务过失与业务过失,在这种职务过失或者业务过失的场合,能否将个人责任转嫁给法人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法人的决策失误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应当由自然人承担,因此,一般不能把法人作为这种过失犯罪的主体。法人的刑事责任应该是故意责任而不应该是过失责任,不仅是因为法人的过失行为欠缺刑法上的可谴责或非难性,还在于对法人过失行为的勉强非难和处以刑罚,不可能收到刑法的预期目的。当让自然人承担过失责任即足以达到刑法目的时,我们又何必浪费不必要的刑法资源呢?由此而言,法人责任应当只是故意责任,我国现行刑法扩大法人犯罪的罪过形式,从理论角度上看,是不妥当的。